长征有多残酷？

黄克诚经历过长征，而且他又是最讲真话的老干部，《黄克诚自述》中详细描述了他所经历的长征，从他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长征的残酷远超我们的想象！

红军长征

蒋介石连续发动了4次对苏区的“围剿”，红军在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指导下，成功地粉碎了这4次“围剿”。但第5次反“围剿”开始后，毛泽东遭到了“左”倾**的排斥和打击，就连他的正确军事方针和作战原则也遭到了抛弃，李德这个教条主义者却被“左”倾**捧为“太上皇”，由其总揽红军的军事指挥大权。

之所以把李德称作教条主义者，是因为他指挥每一场战斗，红军阵地上每一顶机枪的配备位置都必须绝对按图作业，他不允许前线部队有任何机动权，更不允许任何人对他提意见，这样指挥无疑就是典型的瞎指挥。结果李德把**革命根据地的家当消耗殆尽，几乎断送了**红军。

红军越打越弱，根据地越打越小，到了后来，**红军无法在苏区立足，不得不放弃经营了七八年之久的**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但诡异的是，“左”倾**并没有明确传达要长征的指示，黄克诚是从张闻天发表的文章和博古的报告中，察觉了“左”倾**有放弃苏区、向外转移的迹象。

于是，黄克诚赶紧到红三军团医院里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准备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大约有1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者不能出院，只有少数人很快出院归队了。后来，那些没有跟随部队转移的伤病员大部分被敌人杀害。

“左”倾**作出长征的重大决策比较仓促，部队都是刚从火线上拉下来就匆匆上路，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名声很大、在白区很难立足的同志没能随主力红军行动而留在了苏区，结果相继遇害，留在**苏区的红军部队后来也遭受重大损失，这些重大损失完全是“左”倾**的错误决策造成的，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长征开始时**红军有86,000多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左右齐头并进，**和军委纵队在红三军团之后跟进，红五军团是全军的后卫，走在最后面。其中黄克诚所在的第四师是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师长是洪超，政委是黄克诚。洪超十几岁就参加红军，也参加过南昌起义，身经百战，能力极强。

在洪超和黄克诚的指挥下，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开了前进道路。但第四师在信丰一线击溃国民党军陈济堂部，于10月21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师长洪超不幸牺牲，由张宗逊接任师长。随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于11月8日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黄克诚

1934年11月15日，红三军团继续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至广西界首，敌人察觉红军西进意图，就利用湘江这道天然障碍，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时，红军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左右有桂军和湘军夹击，后面有蒋军主力尾追，强渡湘江成了红军的唯一生路。

11月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和全州之间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之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敌我双方为反复争夺渡河点展开了猛烈的战斗，红三军团在灌阳遭遇的是桂系敌军，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红一军团为了掉头对付湘军之敌，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了红三军团，奉命接收红一军团防务的正是黄克诚。红一军团军团长向黄克诚交代任务和敌军的情况后，叮嘱黄克诚，必须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以阻止桂军之敌侧击，掩护我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张宗逊率第四师赶到界首，他和黄克诚就按照红一军团军团长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之处布防，很快就与桂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红军遭遇很大损失，其中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后也牺牲，很显然，“左”倾**选择走广西的错误决策是造成部队惨重损失的重要原因。

界首一战，**红军遭受的伤亡是空前的，损失不下于2万人。**红军在广西境内走了大概有10来天，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桂系敌军紧张的战斗中度过。红军通过湖南通道，接着进入贵州黎平，到这时，**红军主力已经损失过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