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

“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

国家文物局供图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以田野考古为基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联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自2020年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进一步扩大了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围绕浙江余杭良渚、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29处核心遗址，在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整体认识的同时，聚焦关键时间节点和重大事件，精心设计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古国时代三个阶段和两个王朝

项目研究认为，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相比，对古国时代的认识更加深化。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阶段。具体来说：

在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大约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以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并确认该遗址第一地点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出土各类泥塑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一座台基上，这座台基规模宏大，目前的残存高度4.6米以上。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大约为距今5200—4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分化进一步凸显，社会资源的调动能力加强。

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近三年来，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围绕水利系统展开。塘山以北的良渚外围新发现近20条水坝，在更远的径山、德清等地也发现了水坝的迹象，C14年代都是距今5000年左右，和原有的11条水坝属于同一系统。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大约为距今4300—38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奠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础。

2022年，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三星堆遗址的突破性工作，是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结构，新发掘清理了6座“祭祀坑”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文物12000余件（完整器2300件）。研究表明，8座祭祀坑的埋藏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即距今约3100—3000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透露，“结合传统考古学和数字技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三星堆器物坑当中的器物是可以跨坑进行拼合的，大概率指向了这些器物在埋藏时候可能是一次性行为，在不同的坑里埋藏同一件器物，把它打碎放在不同坑里边指向了最后的埋藏行为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仪式行为。”

多学科协同研究

李群指出，探源工程第五阶段实施以来，多学科协同研究不断推向深入。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并针对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的白灰地面开展测年方法研究，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以及稳定同位素分析、古DNA分析的协同研究显示，距今7000年以来生业经济反映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原及北方地区显示出明显以粟为主，黍、大豆、水稻为补充的混合型农业生产体系。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重要水田遗迹表明不同的稻作农业模式与早期复杂社会结构存在共生关系。针对手工业方面的研究发现，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手工业生产技术发生了质变。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表示，考古研究对象通常是物质遗存，也就是遗迹遗物，不能光用眼睛看，研究方法必然是来自数理化、天地生和农医工这些理工科学科，也就是说考古学如果从研究方法和技术角度看，属于交叉学科。

“比如这期在良渚、城河等遗址都发现了完整的水管理系统，包括遗址上游水坝、水库，以及水库以下水利系统受益范围等等，这些相关遗迹大多是通过识读航片、航片转化的数字高程模型发现的，发现后要通过考古勘探和发掘去认定，特别是要认定年代，需要水利专家对这些水利工程予以评估，计算坝体抗压能力，勘察水坝溢洪口位置，考察水利系统工程设计特点等等。”张驰说。

常怀颖表示，“公众关心的这些遗址，往往经过了长时间工作才能得到一个阶段性认识，比如说二里头遗址发掘工作进行了60多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算起来将近100年了。长时间的工作，到了一定阶段，我们才会有一个阶段性认识。这种认识仍然是阶段性的。每次考古新发现可能都会带来公众认知上和学术认知上的历史观与学术认识的改变，而且每次发现有可能又会调整或者改变前一次发掘认识。我们希望在未来研究当中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契机，多学科联动，改变我们对广大世界和绵长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华文明的认识。”

据了解，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的许多工作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国家文物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中国经济网记者 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