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的长期性：有一道难以跨越的坎

　　关于民营的舆论环境，政策算是语重心长了，高法与高检先后发文，清理舆论环境，相当于把民营这个“自己人”的定位，提到了法的层面。

　　这当然很温暖，但是，有一道坎难以跨越。

　　所有制的主导性不可改变

　　这道坎就是所有制，所有制决定了差异。

　　按照经典的理论，社会最终要实现全民所有制，《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那么，我们如何定义民营经济的长期性？

　　这是个问题。

　　从中国经济现在的运行方式看，一直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错配，从所有制的角度，资源当流向中国经济的掌门人，即代表着公有经济的国企；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资源当流向效率，流向支持了８５的就业的民企；否则，就会引起了国计与民生的不平衡。

　　刘世锦提出了一个建议：深化改革要打破国营与民营的区别。

　　什么意思呢？

　　当然不是把国企私有化，意思是政策红利的导向，是要改变二元错配，不管你是国营，还是民营，市场效率说了算，谁纳税多，谁支持的就业多，资源就流向谁，政策不做所有制的锚定。比如，银行贷款利率，国企１．８％，民企５％，这个政策的锚定是什么？是效率，是民生，还是仅仅因为戴了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帽子。实际上，人们都很清楚，全民不等于人民，私有也不等于非社会，国企不直接惠及民生，要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而民企才是百业，直接关系到民生，直接惠及中等收入群体，民企不好，居民收入与就业的预期也不会太好。

　　官与民，这些事古人本来分的很清楚，现代人却颠倒了。

　　民生：谁支持了就业就是人民经济

　　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制度的保证，不管你是国字头，还是私字头，对老百姓来说都是一回事，老百姓与企业最直接的关系就一条：就业。提供了就业就有关系，没提供就业就没有直接关系。至于财政的转移支付，与姓公姓私没什么关系。

　　同样，老百姓生活环境的提供，也不存在谁高尚谁付出的问题，私企花的是私人的钱，自己赚钱，同时造福于社会；国企架电网，那花的全体纳税人的钱，与是不是国企本身没关系，与书记厂长更是没关系。这钱交给民企去办，也是一样的，或许效率更高一些。

　　既然如此，对财政而言，国企与民企都是在给财政打工，只要依法纳税都是好企业。

　　但是，刘世锦的建议多半不会通过，无论是舆论环境，还是营商环境，现在都陷入到了一个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深刻矛盾之中。政策明明在鼓励民营经济，实际的营商环境又不太可能实现充分竞争，个别项目或给予“同等的准入条件”，整个经营就不太可能。

　　政策支持新气象

　　新的《意见》出台，有几点改变。

　　第一个改变，对长期性做了一个定位，民营将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什么意思？民营没有信心，大资金坐看枫林晚，那就再给你一百年，这等于在《共产党宣言》与当下的经济发展之间做了一个妥协。

　　第二个改变，民营不仅仅是“自己人”，也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中国经济的“基础”，这一条很有分量，基础是什么？这就是权重，过去十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加强公有经营的权重，国企资产高速增长，年均增速在１５％以上，目前已经达到３００万亿，是民企总资产的两倍。既然民营经济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基础”，等于是对权重的再界定。于是，又有了第三个改变。

　　第三个改变，对民营经济已经不仅仅是“支持、鼓励与引导”，而是“发展壮大”，那么，又如何界定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香港的大陆网红学者卢麒元说，中国的资本家一定要清楚什么是“边际”，赚点钱没问题，如果过了“边际”，法律不收拾你，也要遭天谴。问题是，谁来定义这个边际，是行政文件，还是法？

　　正因为有卢麒元式的警告，正因为有网上一浪又一浪的批判，重新将剥削、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炒成了热词，那么，没有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政策的暖风就会失去效力。

　　民营无恒心，就不会有什么张维迎推崇了一生的“企业家精神”，我们当然可以痛斥那些流向海外，不为社会做贡献的大资本，但是，是不是也可以弱弱地问一句，为什么要跑？为什么不见其他国家的大资本拼命往中国逃？我们到底是欢迎民间大资本投入中国市场，还是要立即实现《共产党宣言》，干掉私人资本？

　　所有这些疑问，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内，我们是不是要以所有制划线？

　　如果一定要划线，民营的长期性就缺少理论的支点。

　　如果不划线，那么，就应该大声强调，民营经济就是人民的经济。

　　老百姓自己投资，解决了自己的生计，还提供了５５％的年度总投资，５９。６的税收，６０％的年度经济总量，７５％的科技创新，８５％的就业，它不是人民经济，那么，中国到底是什么经济？

　　不管政策能解读到哪一步，时势强于人。

　　中国经济一天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我相信，　“自己人”将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重新定义它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