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向中国求和的最佳时机，并非1945年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我国经历过的规模最大、历史最长、过程最为艰苦的反侵略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我国军民只凭着原始落后的武器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一腔热血，直面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涌现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

虽然这场战争前后历时十四年，我国超过四千万人在战争中受伤或牺牲，但是日本侵略者最终还是被我们赶了出去。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无论什么艰难困苦都挡不住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

如今这场战争已经过了80余年，当我们返回头再仔细审视这场大战时可以发现，日本侵略者在战斗之初确实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但是到了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实际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有限的兵力再难发动一次大的战役，而敌后战场有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断破坏，占领区难以形成有效的供给，更别说什么以战养战了。而日本是一个岛国，本身资源有限，在无法短时间结束战斗的情况下，敌我双方此消彼长，日军失败是必然的结局，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高层有没有提出过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呢？当然有，曾任日军驻华司令，掌管所有在华日军部队的冈村宁次，就曾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只不过被日本的大本营否决了，如今当我们再次审视这份提案时，可以发现它几乎是日本当时最好的选择。

日军的状况

1941年，冈村宁次收到日军大本营的调令，命令他暂时放下第十一军司令官的职务，赶回国内参加陆军高级会议，对此冈村宁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目前的职位只是一名陆军中将，虽然他是驻华野战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十一军的司令官，可是这种高级别的会议，一般讨论的是帝国未来的发展，以及陆军的总体战略，对此冈村宁次的级别似乎还不够。

不过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冈村宁次接到命令之后，还是火速交接了工作，立即乘飞机飞回了东京。到了东京冈村宁次才知道，原来自己陆军大学的老同学石原莞尔，向首相东条英机推荐了自己，这才有机会来参加这次会议。

等到了会议召开的那天，冈村宁次才明白，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如此的重要，甚至可以说将直接决定帝国的命运。

会议讨论的内容是，是否继续对华作战。日本军队内部对待我国的策略，一直分为"鲸吞"和"蚕食"，主张"鲸吞"的主要是日军内部的"少壮派"军官，他们都接受过日军系统的军事教育，从小就被灌输"效忠天皇"的思想，主张"蚕食"的则主要是老一派的高级军官。

而现在日本的状况不容乐观，由于之前"少壮派"军官占了上风，日军大规模侵略我国，最终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本受到国力的限制，如今国内物资奇缺，难以为继。所以现在遭到主张"蚕食"的老一派军官强烈批评，他们要求尽快与我国和谈，从而结束日本的战争状态。

出任华北方面军司令

而这次高级陆军会议之所以邀请冈村宁次，就是看中了虽然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成员之一，但是不同于其他军事将领，冈村宁次不仅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还拥有政治头脑，善于从大局出发。邀请他出席，实际上就是想利用他的身份，提出一套可以解决日本当前困局的方案。

会议中各方势力均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不相上下，所以会场上一度争吵得面红耳赤。在这样的会议环境中，当然不可能讨论出什么建设性的战略方针，所以几天之后只能草草收场。

不过冈村宁次参加完会议之后才知道，原来日本国内的情况远比他之前设想的糟糕。本来他和其他日军将领一样，认为按照日本的国力，即使在正面战场一时受挫，可只要继续投入兵力，中国的重庆政府是不堪一击的，可如今的情况却是自己的军队已经难以为继了。

会后东条英机擢升冈村宁次为大将，并委任他出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在典礼结束之后，东条英机将冈村拉到密室之中，任命他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希望他去肃清华北的"赤匪"，但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为日本找到一条"出路"。

策反和谈

冈村宁次到了华北之后，将华北地区的老百姓尽数迁到日军划定的范围，意图将八路军与百姓们的联系隔断。然后在村与村之间挖壕沟，镇与镇之间建碉堡，不断压缩我军的活动范围。这些措施也确实对我军的活动产生了一定影响，短时间内华北的"治安"改观了不少。

解决了华北的"治安"问题，冈村宁次开始着手实施自己心中的计划：策反国民党中的高官，然后找机会与我国进行和谈，这个计划早在他担任日本驻华使馆的武官时，就开始酝酿了。

1941年，日军策反了国民党元老汪精卫，一时之间人心浮动。冈村利用这个机会，秘密派人联系了自己曾经的老同学，告诉了他自己如今正在和重庆政府政务委员会的委员王凡生，商讨议和事宜，经过数次接触之后，虽然在议和的条件上双方一时谈不拢，可这条联系线毕竟搭上了，并且都经过了双方高层的同意，假以时日一定会出成果。

小结

可令冈村没想到的是，在和国民党接触一年之后，眼看双方即将达成合约，到时候日本就可以撤回百万军队，但日本海军竟然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海战爆发，日本从此一蹶不振。

后来日本投降以后，冈村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很明显结束对华战事的最佳时机并非1945年，实际上应当为1942年，但由于海军鲁莽行事，葬送了帝国的希望"。